IC Markets 全球化深度整合面臨越來越多的摩擦，爲了滿足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穩定的需要，以單一幣種爲核心的全球貨幣體系需要向多極化過度。
方雅茜/文
金融危機後，各國“各自爲战，自我保護”的情緒上漲。美國在全面“退群”之余積極建立新一輪經貿規則，歐洲內部矛盾使其整合之路困難重重，中美關系成爲影響全球大國關系走向的重要風向標。
冷战結束以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定位和融合已進入尾聲，全球經濟總量在危機後增長受阻，深度整合面臨重復摩擦。新興國家作爲全球制造中心面臨越來越大的環境、資源、人工等約束，潛在生產能力下降，同時希望向高端制造業、金融等服務業轉型，而發達國家原來通過負債消費拉動新興市場國家產能利用，現在卻出現了產業空心化、經濟過度脫實向虛，也在尋求轉型。發達國家在經濟低迷時更容易採取保護主義措施，也增加了全球化融合的難度。地緣政治衝突頻發也阻礙了對外投資。
隨着全球經濟進入後工業社會，服務消費支出成爲拉動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已從1970年的53%上升至2014年的68%。而服務生產不像產品生產，對全球分工的依賴下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經濟全球化的必要性，生產關系面臨新產業結構下的再調整。
IC Markets 過去一輪的經濟、金融全球化中貧富差距更趨嚴重，更少人群佔有更多的社會財富，權力集中到虛擬經濟領域極少數知識精英手中。根據世界銀行數據，1950-2000年50年間，全球收入前20%人口收入佔比從70%上升至85%。例如香港四大家族和美國精英白人成爲全球化的受益者，而大部分底層民衆並未從中受益，甚至因爲進口勞動力流入、科技進步的替代效應等，狀況進一步惡化。麥肯錫研究顯示，2005-2014年十年間，25個發達國家共有超過5.4億人的實際收入處於停滯或下降狀態。收入分配惡化一方面導致全球總需求下降，對全球化協作擴大再生產的需求也下降；另一方面導致收入對進口商品的彈性下降，從而降低對全球化的需求。另據IMF預測，全球勞動年齡人口2040年後在非洲以外的地區將進入負增長。老齡化不僅帶來全球總需求和經濟活性的下降，也將抑制對全球經貿聯動的需求減少。
全球化降低了交易成本，但因其巨大社會衝擊，民衆特別是受全球化分工衝擊較大的制造業中反全球化的呼聲高漲，而當前政府的公共政策空間被擠壓得很小，政府在執政期內無力改變現狀和選票政治的推動下，更傾向於採取民粹主義政策應對，“去全球化”是政府安撫民心、轉移國內矛盾的一種策略手段。此外，政府應對危機的經驗不足，政策短視性較爲明顯。
全球金融危機終結了1985-2008年的布林頓森林體系2.0版，以美元爲核心的貨幣體系受到挑战。人們發現，以單一幣種爲核心的全球貨幣體系難以維持經濟穩定發展，因此尋求更多幣種共同主導的全球貨幣體系。由於各國經濟情況差別較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施行都不盡相同，因此多極聯手的全球貨幣體系才有可能適應當前的情況。全球貨幣體系正處於第三次尋錨過程中。前兩次貨幣尋錨，從大蕭條到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經歷了16年（1929-1945年），從布雷頓森林體系演進到布雷頓森林體系2.0版也經歷了16年（1971-1987年），當前全球化運行規則正在重塑，全球貨幣體系正在第三次尋錨過程中，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中心貨幣多極化，人民幣納入SDR具有重要意義，同時美、中、歐等多極聯手，尤其是中美之間進一步增強政策協調；二是貨幣政策目標多元化，在通脹目標制基礎上，增加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目標；三是浮動匯率普及化，更多國家實行浮動匯率；四是新興國家對改革全球金融系統協調和治理結構的參與度提升。
IC Markets 作者就職於中國農業銀行(601288)金融市場部，榮獲2018年“遠見杯”全球經濟預測第一名
（責任編輯：李佳佳 HN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