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實時匯率：義烏一部改革开放的商業史
這40年的義烏，像極了一個資質平平的少年，他已知自己絕非天選之子，又窮又不漂亮；但他知勤勞，有機會就死命抓住。
這40年的義烏，像極了一個資質平平的少年，他已知自己絕非天選之子，又窮又不漂亮；但他知勤勞，有機會就死命抓住。
“如果說義烏人在雞毛換糖中找到了發家致富的渡口，那么爭渡就是義烏乃至中國改革开放四十年來永恆的主題，不斷進取，不斷創新。”
序.大時代與好時光
改革，开放，牽一發而動全身，並非一蹴可就。回望過去四十年，身處曾經“最不可能地帶”的浙中義烏，卻是在一路走富、走強、走大，並成爲小商品世界中心。
義烏的四十年，是小商品累積出來的大時代，是小人物奮鬥躍升的好時光。歷史的長河中，有人順勢而爲，有人矢志堅守，但無論以何種姿態，都既行走在時代的脈搏上，也隨即塑造出這脈搏的模樣。
作爲今人，四十年來回頭望，唯有品味，學習，思索，繼續前行。
1.四十年
1978年夏天，電影《紅樓夢》在義烏上映。已經十年沒看過古裝電影的義烏人如獲至寶，從四面八方蜂擁而來，工作人員忙得一塌糊塗，即便每天連排五場，現場依然座無虛席。
然而觀衆們也並沒有完全過癮，100多分鐘的電影完結後，總有些鏡頭和情節叫人回味不已，若要再看一遍，能不能买到票且不必說，看完之後還是空空如也，好不苦惱。
彩色版《新紅樓夢》1962年公映，1978年重新放映
就在此時，有眼尖的人注意到，影院門口看自行車的小孩在兜售印有“寶黛釵”的相片，叫價一張一塊。仔細看過後，居然是《紅樓夢》的照片和明信片。這在當時既是稀罕至極的寶貝，又非常契合大家剛看完電影的心情。
因而，這些照片極受歡迎，沒過多久便一搶而空。
歷史的轉輪开始指向義烏。可能是改革开放那年“最早的小商品商人”自此登上舞台——看自行車的小孩只是“代銷”，TA的貨來自一位27歲的農村婦女：何海美。
何海美是義烏第一批個體戶，同時也是第一批“萬元戶”。
選擇做“生意”其實是她的無奈之舉，由於自己是農村戶口，就算嫁給了在副食廠上班的城市丈夫，她家的小孩還是沒法上戶口，她自己更談不上找什么工作補貼家用。
賣劇照相片並不是她嘗試的第一份买賣，在此之前她幹過好幾樣活，包括給人做衣裳，結果縫紉機頭還被“割資本主義尾巴”的人給“割”走了。
由於彼時政策尚不明朗，此前已被“盯上”的何海美還不敢自己露面，她只能找看車小孩這樣“目標不明顯”的合作夥伴，幫忙銷售。
電影《紅樓夢》在義烏放了三天，刨去洗照片的成本和給看車小孩的分成，何海美淨賺三十幾塊——跟丈夫那時候一個月的工資相當。
嘗到甜頭的何海美开始引進更多的劇照品類，也學着自己去翻拍制造，起早貪黑去更多的地方偷偷售賣這些小物件。生意越做越大，到1981年時，她已攢夠了5萬元，挖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子。
時鐘往後撥整40年。
2018年冬天，27歲的阿富汗青年Rabbani在自己義烏市金茂大廈的辦公室中看着微信上的家庭小視頻。
在中國的生意今年已經差不多了，他計劃在元旦之後機票便宜點就回一趟老家。
視頻中裝修溫馨、窗明幾淨的伊斯蘭風格大房子是他今年4月份在老家买下的，“180平米，用我自己的錢买的“他用中文強調。
Rabbani在老家的大房子
Rabbani 2016年底到的中國，父親是當地一個普普通通的雜貨店老板，雖算不上大富大貴，但在阿富汗，已屬中產一層，他要來中國義烏，一是經朋友推薦一起來开外貿公司，二是單純想自己賺錢養家。
義烏果然沒叫他失望，很快他和朋友便开拓了在英國、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客戶，貨物都銷得不錯，尤其是中國產的老鼠粘，在英國特別受歡迎，一單提成可達10%。
可能唯一的麻煩是被公認爲“最難學語言”的中文，不過仍架不住Rabbani勤奮好學，到2017年四月份，他已能相對自如地應對市場上的聽與說，從此連助手和翻譯的錢都省了。
Rabbani是在義烏居住與工作的上萬名外商之一，如果按中國的習慣劃分，他就是一個道地的90後。只是這個90後滿腦子都是他的生意和賺錢，注意到義烏的國際物流特別發達，Rabbani打算從老家回來後多往烏克蘭和俄羅斯的當地市場跑跑，再爲自己拓一拓客戶群體。
下一步的打算，他是想讓父親乖乖退休，“每天只管睡大覺就好了”。
改革开放40年來，從賺到5萬塊的何海美，到买了大房子的Rabbani，在中國浙江義烏市，時間之河靜靜流淌，經過了無數的個體，也經過了無數的故事。
2.雞毛飛天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就在何海美三天賺到丈夫三十天工資之後不到半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全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1979年1月，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在各地農村試行，《草案》明確指出：
“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不得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加以取締”。
一個新的時代正在緩緩拉开帷幕。
義烏經商歷史悠久，素有“雞毛換糖”的傳統。
據《義烏縣志》載：“早在清乾隆時，本縣就有農民於每年冬春農闲季節，肩擔‘糖擔’，手搖撥浪鼓，用本縣土產紅糖熬制成糖餅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門換取雞鴨鵝毛、廢銅爛鐵，以取微利。”
義烏民間行商習俗經多年演變，逐漸形成“敲糖幫”。新中國成立後，“敲糖幫”雖逐漸萎縮，但並未徹底絕跡。由於人多地少，每逢春節前後，仍有不少義烏農民挑擔外出，風餐露宿，翻山越嶺，搖着撥浪鼓，“雞毛換糖”。
伴隨着改革开放的東風漸起，商品經濟在一些地方逐步解凍，手工制品、農產品慢慢擺上了集市……
位於義烏東部的廿三裏鎮於是出現了廿三裏集市。
廿三裏集市是大家自發組織的。按照傳統，逢“一四七”上午九點到十一點开市。不過，現在是叫集市，在當時也只是供銷社中間的一塊空地，與四分之一個足球場一般大。人們提着籃子、背着布包，在這裏交易所需之物。
廿三裏集市上的攤販（翻拍自義烏檔案館）
由於是群衆自發組織的，規模始終也沒有多大，何海美、陳萍（紐扣大王）、馮愛倩等老一輩義烏企業家都曾在此擺攤。
不過事情並非一开始就一帆風順，直至發生“農婦與縣委書記之爭”的故事。
改革开放初期，許多政策的施行在地方上一度面臨兩難的境地。當時，義烏縣政府對小百貨經營態度是“上面沒有开口，農民經營不支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意思是：“明管暗放”。
說白了，有些人還是怕犯“方向性”的錯誤。
“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簡稱“打辦”）的存在，就是最大的例證，包括馮愛倩、陳萍在內的第一代經營戶，都有過東躲西藏、和“打辦”鬥智鬥勇的經歷。
然而作爲5個孩子的母親的馮愛倩，顯然需要承受更大的壓力。
1982年5月，受夠了氣的馮愛倩鼓足勇氣，在義烏縣委旁邊的理發店門口堵住了新任縣委書記謝高華的路。
帶着委屈與氣憤，馮愛倩忘記謝高華是衢州人而是用義烏方言責問他爲什么政府不允許農民擺攤？在得到謝的提示後，她又趕緊換成普通話說了一遍。
“老百姓喫不上飯就得找當官的。今天你同意我要擺，不同意我也要擺！”
撂下這句話，馮愛倩邊往外走（跑）邊哇哇地哭了起來。
馮愛倩的“鬥膽直言”給了謝高華極大的衝擊。
這位時年51歲、已有30年黨齡的老共產黨人做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決定：聽取農婦的建議，繼續在義烏开展市場調研，並最終拍板——开放小商品市場。
除此之外，他還破天荒地做了承諾：出事我負責。
謝高華（中）召开工作會議中（圖源：浙江在线）
1982年8月25日，專爲設立新市場而組建的義烏縣稠城鎮整頓市場領導小組，發布了一則《通告》，明確宣布：
將於當年9月5日起，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場”，一個在稠城鎮湖清門，另一個在廿三裏鎮。
義烏第一代小商品市場由此誕生。
彼時，十幾張手抄的《通告》沿街張貼，滿大街都是圍觀群衆，場面頗爲壯觀。前來報名登記擺攤的人更是絡繹不絕，幾乎把當時的整頓市場領導小組辦公室圍了個水泄不通。
市場开放當日，有口述史記載：
“當1982年9月5日湖清門稠城鎮小百貨市場正式开業時，沒有鑼鼓喧天，沒有彩旗飄飄，沒有領導在現場露面。數以百計的商戶在露天的場地裏默默擺着攤，彼此心照不宣。”